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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电气工程研究所丁永健教授专访

丁永健教授: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到德国的留学生,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Hochschule Magdeburg-Stendal)电气工程所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德之间的交流合作。中德汽车工业技术学会有幸于7月10日在丁永健教授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的家中对他进行采访。

Interview with Prof. Ding

主题:包括从留学生到研究所所长的特殊经历,能源结构的变化及电力行业的方展,中德两国合作的需求及合作点,正确认识核电,留学生独特优势的发挥。
采访人:潘姝月,朱晓彤

潘姝月:在得知您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后,我们对您的一些经历很感兴趣,首先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来德国后的一些重要经历,给我们讲一讲您是怎样从一名留学生成为今天德国大学的一名所长?

丁永健:不好意思,当了四年所长以后,上学期开始不当了。我们所有13位教授,所长每4年选举一次。在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教育部于79年在同济大学成立了留德预备部,共先后公派了3批学员到德国本科学习(当时自费生极少),每批约100人。我是1980年夏天被派到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就读Diplom(相当于中国的本硕连读),专业是电气工程。算到今天刚好30年。完成慕尼黑的学业后,我拿到了加兴(Garching)反应堆动力与安全研究所的职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十年后,到了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发电部下属的核电分部,从事仪表控制方面的工作,主要为核电站数字化安全保护系统的设计。在西门子期间,我参与了江苏田湾核电站的仪控设计,但几年之后,由于当时德国政府的弃核政策,西门子计划退出核电业务,并将原来从事核电业务的员工划到了法国的AREVA公司,之后我跳槽到了德国汉诺威(Hannover)的E.On Kernkraft核电有限公司总部工作了比较短的一段时间。2002年,马格德堡科技大学提供了我一个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教席,因此又重返了高校。

我觉得既然被公派到德国来留学,这就是一种使命,注定了我们同时了解中国和德国,成为中德之间合作的桥梁。

我个人觉得我所参与的中德间的合作,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我觉得既然被公派到德国来留学,这就是一种使命,注定了我们同时了解中国和德国,成为中德之间合作的桥梁。这种使命是永久的,不受政治影响,不是科尔当总理就干了,梅克尔当总理就不干了。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无论是企业或是高校,公益或是商业行为,都会尽自己能力促进交流。但在交流中应该本着互利的原则,只有这样的合作才会长久。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无论是工业界还是科研界的整体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出现了更多的双向交流,由以前单纯的中国学生到德国学习,变成现在很多德国学生也会到中国去实习工作,或者德国人到中国高校去任教。并且中国现在有很多世界一流水平的实验设施,所以现在中国同样可以给德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而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潘姝月:听了您的经历后,有一个环节很吸引我,您完成学业后,首先去的是企业,之后又回到了高校成为了一名教授,是什么原因让您放弃企业的工作,而选择高校呢?

Interview with Prof. Ding

丁永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一个梦想。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尽早对自己未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对我而言,我比较喜欢从事科研性的工作。我在加兴(Garching)研究所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共10年的时间。加兴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所都汇集在这里。我本人很喜欢这种科研的环境。我当时之所以离开研究所,去西门子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想知道工业界是怎样应用由研究所研制出的一些成果(我们帮助西门子公司开发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化安全保护系统)。几年工作确实收获很大。我先到企业又回到高校还一个原因是因为德国工科院校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在德国当教授和中国有所不同,原则上要求必须有3至5年的高校外工作经验。从工业界到高校也是德国尤其是工科教授们长走的一条路。比较而言,我本人还是更喜欢高校的生活,高校比企业更有自由度,工业界受功利影响比较大,项目选择灵活性小。高校可以自己选择课题。

潘姝月:可能很多企业的工程师也有理想去到到校做一名教授,但不是所有的工程师都可以成功转型,什么是一个企业工程师转型为高校教授的重要因素呢?

丁永健:德国的教授的位置确实不多,在全德国共有华人教授大概40-50人, 虽然留学生人数已增加到3万人。这种情况比我们刚来时好多了,当时的亚裔教授(包括汉学)寥寥无几,现在华人教授每年增加3、5个。我个人觉得成为教授主要有几个因素:一是一定的学术能力,这也是对教授的首要要求,包括科研及完成论文的能力。第二点是很好的语言能力,除了使用德语,也有少部分华人教师是进行英语授课,但无论英语或德语,作为老师都需要好的逻辑思维及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在德国,教授是国家的公务员,作为一名公务员,意味着你对国家体制的高度认同,尊重并支持德国的基本法律,就我本人而言,我是比较赞同德国基本体制的。

朱晓彤:哥本哈根气象大会刚刚结束不久,可以说结果是令很多人失望的,这反应了当今社会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变化,那么能源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带来电力行业发展的变化,电力行业的变化又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相关行业的变化,我想请丁教授能否为我们谈谈这些变化,包括能源结构的变化,电力行业的变化以及一些基础行业的变化?

丁永健:通过哥本哈根气象大会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些冲突,大家都知道大气变化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源中的一些化石能源也面临着枯竭的危机。问题在于由于西方国家在对能源使用上具有更高的技术,因此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可以把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关键技术无偿地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但实现这个希望难度很大。欧洲共同体提出了一个到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20%及CO2减排20%的目标。我相信欧洲共同体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以德国Sachsen Anhalt州为例,去年全年的由风力方式得到的电能已经占全部电能的38%。但对于中国来讲,情况比较复杂,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德国接下来能源利用的变化突出体现在电动汽车的使用。对于电动汽车,重心集中在对电池寿命,成本的一些研究以及智能电网等基础设施的建立。目前德国也考虑进行太阳能供暖的研究,但由于自然状况日照很少,在这一方面,中国更具有优势。未来来讲,对于再生能源的产生,储备,输送分配都是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朱晓彤:您促成了多项中德之间的重要合作,包括工业领域,教育领域,您觉得中德双方除了中国对技术的需要,德国对市场的需要外,双方还有什么样的需要?两国之间有那些合作点呢?

丁永健:我觉得目前中国可以提供给德国两个市场,一个是销售市场,另一个是原料的采购及加工市场。德国除了希望把东西卖到中国,同时也希望在中国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原料,半成品及成品。 我曾认识一个到中国去加工小型风力发电机的意大利人,经过他的考察发现,虽然意大利距离像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或者是亚洲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近很多,但综合核算加工质量,成本等,到中国更合算。另一方面,西方都认识到中国每年都培养出几百万工程师,所以西方也有意向拿更多研发型的项目到中国去做。但目前中国在研发市场的发展存在一个突出障碍就是知识产权管理的不健全。知识产权主要包括立法及执行两方面。目前很多德国企业不到中国设立研发部门主要是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考虑。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目前高校及企业越来越对人才的培养对西方国家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财富。

朱晓彤:一提到核电,大部分都抱着一种恐慌的态度,尤其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后,更多的人对核电持有否定的态度,能否请您谈一下,作为一名核电工程师,核电究竟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它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吗?

丁永健:应该这样讲,所有的能源形式都同时有其利、弊,两方面。例如火电站,表面上看是安全的,但目前考虑到温室效应,长远来看潜在风险很大, 更不用说中国每年死于煤矿的人数。同样对于核电站来讲,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从专业角度来看,所谓风险是指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事故发生后所带来的后果的乘积。对于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是很严重的,但发生的概率却是很小的。对普通民众来讲,往往会单纯看到事故发生后果的严重性,但对事故发生的概率却没有形象的认识。目前德国运行的第二代核电站,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当安全的。 芬兰和中国正在建设第三代(也有人说3+)的核电站,因此相对第二代安全系数更高。目前各国已经开始对第四代的研制工作。我个人觉得一种技术无法达到完美的程度,都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改进。德国现任政府将核能定义为过渡性能源,我认为核能对德国的未来几十年是不可缺少的,对中国可能更长。也可以这样说,发展新能源离开不了核电,比如德国核电的成本每度2-3欧分,光伏电池每度成本30-40欧分(老百姓用电每度24欧分)。

朱晓彤:作为留学生,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又该如何发挥这些优势。

Interview with Prof. Ding

丁永健:在这里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个侄子在德国DIPLOM毕业后(包括学德语大概花了6,7年时间),回国到上海工作。目前工作很不错。我也和他讨论过关于留学的一些问题,究竟拿这么长的时间到国外学习值不值得,他告诉我这个问题比较难说清。他的一些国内同学发展也很不错,目前的经济条件和他也差不多。而在他刚回国时,可以说是重新起步,开始只是在一个德国公司做销售,最初还是有些失落感,但时间长些,和一些同事相比,在看问题的视野方面更加宽泛,在工作中,当与国外企业合作时更得心应手,更容易迅速地了解对方的意图。 现在才不到3年,松江的连体别墅也买了(没有用父母的钱),还和别人融资开了公司。

一个新环境必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适应的过程中就迫使我们不断地思考,思考的过程正是眼界和能力提高的过程。

我个人觉得留学生还是有很多优势的,首先一个新环境必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适应的过程中就迫使我们不断地思考,思考的过程正是眼界和能力提高的过程。就德国这个国家来说,虽然也有一定缺点,但同时有很多优点,例如做事认真,如果可以培养自己这种严谨的态度对未来就是一种优势。但随着国际化水平的加强,除了留学,这些东西通过其它渠道也可以获得,因此可以说目前留学生的优势在减小。所以对留学生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把握住自己的机遇,用心学习,同时也要摆正心态,正视回国后会遇到的一定困难。

朱晓彤:最后,您对我们的学会有什么希望呢?

丁永健:我觉得你们的学会很好。我感觉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学习,气氛很好。在地域方面,德国除了大众,还有南德的很多汽车企业,希望可以涉及到整个德国。另外,从个体角度来说,作为博士生,最根本的还是提高自己的论文及学术水平,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交流还是好处很多的。学会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来自不同专业但有着相同兴趣的同学在一起交流。也要注意与德国同事的交流,更好地促进中德两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并同时尊重知识产权,当然也要合理地安排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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